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的“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专题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中国仍然是支撑全球经济恢复的主导力量。
李扬教授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见底回调。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在衰退的边缘上徘徊。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恶化了这一趋势。2023年,全球经济似乎找到了底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4全球增速预计可达3.1%,2025年为3.2%。此预测值比2023年10月的预测值高0.2个百分点——我们终于摆脱了预测值不断下调的窘境。分析显示,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美国以及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二是中国明确了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的政策取向。可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支撑全球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然而,尽管全球经济不再下滑,其增长的恢复仍很缓慢,要想回归正常仍需时日。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全球经济开始恢复,但是,除了中国表现较好,新兴经济体总体的增长大都没有明显起色,这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
从全球来看,2020年年底,从上世纪90年代便已沉寂了的通胀突然降临,现在回头看,本轮通胀既有需求因素,更应归因于由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紧张等导致的全球贸易低增长、石油价格飙升等供给侧因素。此后几年通胀高位延续,令全球央行措手不及,直至2023年末,通货膨胀下降的趋势开始显现。2024年,全球总体通胀率预计将降至5.8%,2025年为4.4%,2025年的预测值有所下调。在供给侧问题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多数地区通胀下降速度快于预期。各国货币当局为应对通胀所采取的货币紧缩措施,进一步引发了全球金融风险暴露,致使宏观政策陷入两难。现在,通胀基本受控,但由于控制通胀的措施过于剧烈,使得新的风险产生。中央银行为抗击通胀而加息、高债务环境下财政支持的退出,以及潜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等等,都给经济恢复带来变数。高通胀和高利率造成的成本普遍上升,使得本就疲软的需求持续降温。
通胀趋稳势将引致利率升势趋缓。纵观二战以来80年来的利率走势可见,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全球利率曾达到较高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当时来势汹汹的通胀。也就是说,高通胀和高利率是伴生而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的高通胀和高利率,在西方世界催生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本轮高通胀和高利率的并行是否会引发新的世界潮流,我们可拭目以待。最近,日本央行宣布结束负利率,这正式宣告了自上世纪末开始的全球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格局的结束,后续的发展如何,值得高度关注。
为加快经济恢复,中国已加大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2024年的赤字率按3%安排,同时,长期国债和超长期国债也都在酝酿发行。这些安排,既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也有利于控制政府负债率、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预留了政策空间。同时,政府将对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和吸纳其就业的小微企业所申请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贷款贴息。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今年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倾斜力度。预计可撬动1.3万亿元新增贷款,稳定就业岗位会超过1200万,还会拉动新增就业超过60万人。这些举措,都将大大提高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国内需求。
中国也加大了货币政策刺激力度。2024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增长较快。截至2024年2月底,我国M2余额已达299.56万亿元人民币。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已达较强水平。这里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供给的水平已达相当程度,但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感觉流动性紧张。这里的问题出在结构方面——我们的M2中,定期存款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应地,活期存款比重持续下降;M2中定期存款这种“惰性”货币的增加,是造成“宽货币、紧信用”的原因,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从实体经济中寻找。当然,对于刺激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会给予稳定的政策支持,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正是因为财政、货币政策同向发力,中国经济今年一定能够实现预定的增长、物价和就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