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院教师发表的部分论文概览（2024年1-2月）
近期，我院老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顶级、权威和核心期刊（AMI）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部分论文概览如下：
区域经济发展新逻辑：纳入旅行成本的新空间经济学
杨开忠1,2 ，刘威1，董亚宁2 ，刘安国3,4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摘要：人、物运输成本相对重要性的上升使得集聚经济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理论率先建立了纳入旅行成本的新空间经济核心-边缘模型,探寻旅行成本、空间品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机理。研究发现：空间品质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改善一个区域的空间品质将促进经济活动向该区域集聚发展,该区域更易成为核心区;旅行成本上升致使区域间空间品质差距扩大,这进一步强化了空间品质较高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势;品质溢价效应推动空间品质较高区域的价格指数相对上升,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经济活动向空间品质较高地区的集聚。本结论研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经济》2024年第1期。
转移支付与消失的软预算约束——来自1998年大洪水的证据
何代欣1,2 ，刘诗阳2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摘要：量化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对理解中国政府间行为特征有重要意义。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关键内容的转移支付,是否起到了稳定地方财政运行作用?本文利用1998年大洪水的历史事件,观测县级政府在上级转移支付增加后的反应。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受灾地区,受灾地区的县级政府得到的中央专项补助大幅增加。得到补助资金后,地方政府表现出有限的财政扩张,并且增支部分主要用于抗洪救灾。另外,本文发现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在救济抚恤上的投入,中央政府则更多承担了恢复重建的责任;中央专项补助更多地流向了受灾地级市所辖的县级区。研究结论说明在应急管理中,足额及时的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救灾具有保障和支撑作用。
作者简介：何代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财政研究室主任。
原文载《世界经济》2024年第2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高端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配置和经济增长
朱兰1,2,3，吴紫薇4，王勇5
（1.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4.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5.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摘要：比较东亚和拉美不同增长绩效的经济体，本文发现东亚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且高端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而拉美经济体出现制造业“低端锁定”且服务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密度更高。为对上述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配置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本文构建包含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纳入劳动力异质性，刻画不同高端制造业发展门槛下，高技能劳动力如何在不同行业配置带来“基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基础制造业－服务业”两种不同的变迁路径，进而产生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和经济增长绩效。然后，通过模型模拟分析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的政策效果，发现动态调整的产业政策比固定产业政策更有效，单一的教育政策结合产业政策更有效。本文不仅拓展了产业结构转型相关理论研究，突出后发经济体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也为新发展阶段推动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作者简介：朱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网络首发时间：2024-02-26。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政策核心与风险防范作用
范云朋1，胡滨2， 郑联盛1
（1.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摘要：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作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监管对象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有效性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及相关的广义信贷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1年中国银行业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否决项，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使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明显提升，风险显著下降，相比于微观资本监管，其对商业银行的约束作用更明显；作为“隐形”否决项，广义信贷监管同样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对城商行与农商行的风险约束更加显著。补充性检验一方面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证明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会促使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广义信贷水平，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另一方面通过XG—Boost决策树模型进行反事实分析，估计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在资本充足率上的差距，结果表明，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发挥了正向风险约束功能。本文深入剖析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理论机制，为其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并推动商业银行稳健发展。
作者简介：胡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财贸经济》2024年第2期。
化肥“零增长”政策会影响粮食安全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RD检验
林珊1，于法稳1,2,3，代明慧4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3.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4.菏泽学院商学院）
摘要：基于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04—2021年的面板数据，将2015年化肥“零增长”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实证检验化肥“零增长”政策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水平的影响，进而分析此政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断点回归结果表明：化肥“零增长”政策可显著降低化肥施用强度，同时对粮食产量和3大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化肥“零增长”政策对粮食产量的促进效应源于化肥利用效率的提高，粮食主产区内高度集中且呈规模化的化肥减量增效行动能够催生粮食增产的规模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化肥“零增长”政策冲击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均显著提升，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化肥施用强度显著降低。粮食主产区在实现化肥减量增效的同时，确保了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甚至提高，进而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由此表明，进一步实施化肥“零增长”政策，可以实现化肥减量增效与保障粮食安全的“双赢”，更好地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作者简介：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载《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1期。
国债管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点
胡志浩1,2,3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摘要：国债兼具财政和金融功能，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动最为频繁活跃的领域，而货币政策的立场和操作也会直接影响赤字融资的来源与成本。因此，国债管理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切入点。鉴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国际经验，针对我国政策协调配合中面临的挑战，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宏观政策调控机制；推动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稳步推进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完善债务约束机制，科学设置债务上限；优化国库现金与央行流动性管理；积极发挥财政部在债务管理与国债市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债券市场；协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共同推动曲线深入应用；进一步加强以国债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流动性机制安排；在更高层面确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保持两大政策部门更为畅通的信息交流。
作者简介：胡志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原文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3期。
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助力农业强国建设探析
马慧洁1，李勇坚2,3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把建设农业强国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金融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意义重大，金融服务体系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保障。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助力农业强国建设主要通过优化农业补贴投入方式、助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来实现。目前，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助力农业强国建设存在农业产业发展资金不足、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农村金融数字化人才匮乏等诸多问题，难以满足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助力农业强国建设应从农业发展资金支持、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和农村金融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
作者简介：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载《改革》2024年第1期。
数据要素赋能服务型制造发展：场景应用、作用机制与政策建议
张亚豪1，李晓华2,3，刘尚文4
（1.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4.服务型制造研究院）
摘要：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向，加快服务型制造发展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提高全球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数据密集型的生产和服务过程。数据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用户交付、产品运维等典型场景得到广泛应用，并通过数据洞察、软件定义、指令控制、数据实时流动和连接聚合，优化商业决策、实现规模经济、提升柔性化水平、提高服务响应能力、释放价值创造能力，全面提高服务型制造的运作绩效。进一步加快服务型制造发展，应围绕塑造制造业数据要素优势，着力提高制造业数据供给水平，提升数据技术创新水平和数据安全保障水平，加快研制和推广数据技术标准，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作者简介：李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改革》2024年第1期。
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都发展战略
杨开忠1,2，牛毅3
（1.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发展战略演变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发展战略的转化。在揭示形成新发展格局本质为构建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基础上，提出新发展阶段首都发展战略本质就是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中心城市，走全球高精尖集聚发展之路，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提升首都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哪里生产、谁以及按什么规则和程序决策”的能力。为此，要吸引和培育跨国公司总部、全球性组织、有全球话语权的媒体机构，加快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人才发展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新兴要素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规则创制能力、全球定价能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城市服务能力和世界顶级交通体系。
原文载《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
何德旭1,2，郭晓婧3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家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通过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得出金融发展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特点，金融强国具有主权货币国际化、金融体系完备化、金融服务高效化、金融风险低少化等标志特征。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作者简介：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原文载《行政管理改革》2024年第1期。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分布、技术经济特征及挑战
蔡跃洲1,2,3，韦结余2，钟洲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 3.中国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室 ）
摘要：集成电路产业链虽然全球分布，但真正参与其中的仅限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少数经济体，且各有专长和优势。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这种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政府及其本土企业推动形成。从技术和经济特征来看，当前集成电路产业链具有“产业链条超长与产能集中”“资金技术双密集导致前端锁定后端”“细分环节品类利基市场容量有限”“下游需求对上游企业形成财务反制”等特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处于一种脆弱的“刃锋平衡”状态。技术持续进步和分工不断细化反而降低了产业链韧性，产业平稳运行变得愈发艰难和脆弱。主要经济体产业技术脱钩风险，推高了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本。国际社会应摒弃对抗、加强合作，积极营造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
作者简介：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研究员，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
原文载《国际经济评论》，网络首发时间：2024-02-01。
数字经济赋能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新空间经济学“4D”框架的分析
王媛玉1，杨开忠2,3,4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3.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摘要：数字经济是新时期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核心驱动力。新空间经济学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因素归结为密度、距离、分割和异质性四个方面，即“4D”因素。基于“4D”框架，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应用与数字技术渗透为核心，切实提高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活动密度，破除自然地理距离壁垒，有效降低市场分割程度，重塑基于异质性的竞争优势，全面赋能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以集成式技术架构为核心驱动创新发展；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融合，促进协调发展；基于传统园区智能化改造推动绿色发展；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助力开放发展；培育全领域数字生态文明，加速共享发展。
原文载《社会科学辑刊》，网络首发时间：2024-02-10。
我国城市数字创业活跃度与外部驱动因素
孙娜1，杨世伟1,2，陈文晖3
（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3.北京服装学院时尚研究院）
摘要：数字创业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客观认识数字创业现状、揭示其驱动因素是激发数字创业活力的前提。基于2006—2021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城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注册企业数据，测算分析数字创业活跃度水平及其变化，进而利用随机森林模型估计数字创业活跃度多维外部驱动因素重要性。数字创业活跃度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数字创业活跃度水平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形变化趋势，主要城市数字创业活跃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且两者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外部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数字创业活跃度受技术环境、市场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维度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基础、政府支持、技术累积量、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是主要驱动因素；分阶段看，技术累积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驱动作用在增强，市场规模的驱动作用在减弱；分城市类型看，相比于主要城市，技术环境维度的科研投入强度、人力资本水平、融资条件，特别是市场环境维度的市场化程度对其他城市的驱动作用更强。为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业活跃度，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大保障力度，着力推动数字创业；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优化数字创业市场环境；围绕产业发展引进和培养人才，加强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畅通创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资金困境。
作者简介：杨世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流通经济》，网络首发时间：2024-02-21。
复制搜一搜分享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