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党领导下的税收改革发展创新贯穿始终、继往开来，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部恢宏壮丽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回顾总结过去一年税收领域的研究显示，各方观点交流碰撞，不同思想汇聚争鸣，其中专题聚焦建党百年税收的研究成果竞相涌现，精彩纷呈，蔚为大观。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秉持敬畏之心研究建党百年治税思想，理应回到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广泛且深入的考察。概言之，过去一年，建党百年治税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治税思想”这一概念，较早见之于1988年7月国家税务局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税务局局长的金鑫将“治税思想”的基本内涵表述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公平税负、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原则，以法治税充分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和监督管理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时，已有学者围绕治税思想进行了探索研究。然而，建党百年时间跨度更长，有利于从更广的观察视角、更宽的理论维度和更深的逻辑层次，系统总结党的百年治税思想。例如，王军（2021a）全面总结党的百年治税思想，认为党的治税思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继承发展、对中华传统赋税思想精华的吸收借鉴以及对党长期坚持的税收立场、税收政策和税收观点的赓续传承，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税收领域的深刻把握和丰富发展。全国高等教育税收统编教材《税收学》一书指出治税思想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治理税收的基本理念，我国的治税思想源于治国理念，服从服务于治国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税思想体系是党和国家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税收发展实践经验与教训而形成的。李万甫总结建党百年历程中治税观的演进脉络，认为党的治税观与时俱进，形成了税收保障观（1921—1953年）、税收工具观（1953—1978年）、税收收入观（1978—1992年）、税收经济观（1992—2000年）、税收法治观（2000—2012年）、税收治理观（2012年至今）的发展轨迹。王乔 等回顾党的百年治税历程，认为党的治税思想是党领导中国税收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百年治税思想的精髓。武靖国认为党的税收思想是其总体指导思想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阶段鲜明地体现了党对社会性质、主要矛盾、自身执政目标及革命建设战略等重大问题的深刻理解和理想化建构。
治税思想是对税收改革发展实践的高度凝练，是统领各项税收工作发展的灵魂，其发展演变映射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发展史的发展变迁。马海涛 等认为党的百年治税思想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型”财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型”财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调控型”财税以及新时代“现代型”财税等四个阶段，充分体现了因应时局进行财税治理的需要。《税收学》一书提炼不同的关键词总结不同时期的治税思想，如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体现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区别对待，限制私人资本”，计划经济时期体现为“非税论”，改革开放初期体现为“用税收规范国企分配关系”“减税让利、搞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体现为“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合理分权、强化征管”等。甄德云 等认为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的演进与嬗变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完善时期以及新时代等四个时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李平（2021a）认为最能体现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的是税收职能作用转换，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筹集收入支援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建设资金，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服务经济建设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成为服从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与之伴随，新时代的治税思想不断完善，同步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王军（2021a）认为新时代党的治税思想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其突破性地把税收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谋划，把税收制度作为基本制度安排，把税收治理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布局，使税收的职能作用超越经济层面，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和生态文明等领域，强化升华了税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和制度保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税收学说的新飞跃。汪康提炼新时代党的治税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括税收法定、高效公平、科学治理、便利遵从、互利共赢等五方面内容。其中：税收法定涵盖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高效公平是税收治理的价值取向；科学治理是指通过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税收体制机制及运用先进技术，全面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便利遵从是指通过优化办税缴费服务提高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和遵从度；互利共赢旨在通过加强合作、引领治理、深化交流等构建起新型国际税收关系。高培勇（2021a）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税制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板块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的重要论断，是党的两项非常重要的税收理论创新成果，对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王伟域以税收治理理念指代治税思想，认为新时代的税收治理理念从经济领域上升到国家治理战略层面，是现代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维”治理结构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力量，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薛钢 等认为新时代税收之治的重要实践遵循是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深化改革，是党管税收和人民税收的高度统一。
一国的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是其占主导地位的治税思想的产物。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确立的治税思想，对税收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系统总结党的百年治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过去一年，围绕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的研究者众，成果丰硕，特点鲜明。一是研究视野宏大。学者们切入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的研究点，既有国家社会关系时空背景，也有国家治理维度，还有新时代中国视角。二是研究脉络清晰。学者们对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研究，契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的百年进程的历史分期，对不同时期治税思想的阐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当然，对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与党的百年治税思想相关的标识性概念提炼较少、对新时代治税思想的内涵凝练不够、尚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等，需要今后持续深化。
持续优化并完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税收发展史的一条重要主线。党的百年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等不同时期，相应呈现出不同特点。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充分探讨。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百年史亦是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发展的百年史。建党百年来，党领导下的税收制度从无到有，不断深化发展。学者们认为，党领导下的税收制度从理念走向实践，肇始于中华苏维埃时期，尤其是伴随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逐步建立与发展，财税工作逐渐受到重视，税收职能作用逐渐体现。例如，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明文规定：“税收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的行政费，革命战争的一切经费，主要的来源应当出自税收。”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实施不足3年，但对保障革命战争供给、维护红色政权运行、促进革命根据地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制是新中国税制的“预演”（刘佐，2021a）。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税制改革立足于服务经济建设需要，税收制度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作用显现。马金华 等研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税制呈现“二元化”取向：一方面，对公有制经济进行税制简化，使其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对民营经济进行税收限制，助其完成阶级属性改造。周文 等梳理百年来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与完善，发现1983—1984年实施两步“利改税”后，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形式，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我国逐渐克服行政性“集权和分权”怪圈，建立起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良性机制。《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史：思想与实践》一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税制改革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作为经济体制组成部分向国家治理体系组成部分的定位转变、从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向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转变、从注重税收总量向更加注重税收质量的关注点转变。当下，伴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周锟研究发现，税制改革的实践与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存在历史性互动，如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的税制改革为共同富裕思想萌芽提供了营养，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以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以税收调节分配和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税制推进共同富裕。
部分学者还关注建党百年税制变迁的典型特征。例如，吕炜 等认为我国税制改革充分体现了渐进式改革策略，在与发展阶段“适应—不适应—适应”的螺旋式上升路径中呈现出服务于国家治理、内生于经济发展需要、策略性配合短期政策等特征。李永海 等认为建党百年税制变迁呈现出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以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特点。李平（2021b）认为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实现了从革命税收、建设税收、改革税收到现代税收的治理变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变迁持续朝着现代化、法治化、绿色化、智慧化、国际化迈进。
党领导下的税收政策是贯彻落实治税思想和税收制度的载体工具，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在税收领域的现实反映。刘佐（2021b）以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文献为依据，研究认为党领导人民先后提出并付诸实施、逐步完善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对不同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了重大影响。
梳理学者们关于党领导下百年税收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例如，曾耀辉认为，党在各个时期制定的税收政策，都深受马列主义税收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以中华苏维埃时期的税收政策为例，彼时苏区税种名称多样，但大都按照累进税率方法征收，充分体现了量能课税原则，彰显了党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即始终代表最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甘小武 等）。二是始终与党的中心工作保持同频共振。例如，杨志勇认为党的税收政策主张从早期的反对苛捐杂税，到红色政权建设中处理税收与经济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探索，再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联系，都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需要，为特定目标任务提供保障。三是逐渐与国际税收规则接轨。税收政策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效应之一，是税收制度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例如，郑威考察了“入世”二十年来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演进历程，认为我国涉外税收政策呈现政策工具从“规范化约束”向“法制化规制”转变、政策导向从“国际惯例遵循”向“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转变、政策理念从“国内涉外税收管理”向“国际税收治理合作”转变等规律。
（三）新发展阶段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的优化与完善研究
伴随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一轮税收改革发展迎来新机遇新变化，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例如，高培勇（2021b）认为在新发展阶段要将“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税收制度”贯穿于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全过程和各方面，以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进一步夯实现代税收制度基础。朱青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是优化税制结构，可以考虑分步实施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征税的方式，以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张斌认为新发展阶段对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和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对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建议从优化税费立法权配置、加强公共服务与地方税的有机联系、探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收入划分方式等方面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税收政策方面，学者们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实现“双碳”目标、服务数字经济发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领域的关注较多，这也契合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税收政策改革报告》呈现出的税制和税收政策改革趋势（杜莉）。
学者们对党的百年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研究，注重制度与政策演进的经济社会背景，充分考量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对一些重大题材的税史材料进行挖掘并尝试提出新的论见，如提炼建党百年税制变迁的典型特征、前瞻“十四五”时期税收制度与政策改革等，但研究重点集中在税收制度领域，税收政策研究较少，与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密切相关的税收基础理论研究明显不足。此外，党规之治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宋功德），未来应进一步充实和拓展对数量庞大且内容丰富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研究。
国家税务总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学习强国”平台指出，加强和改进税收征管，是税收工作的永恒主题，是税收发挥职能作用和彰显治理效能的重要保证。税收征管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发展史的又一条重要主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税收工作，历来十分重视税收征管体制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注重加强征管体制和税务机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各大解放区纷纷统一税制，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建立从大区税务总局到基层税务所的一整套组织机构。这些征管举措为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筹集革命战争经费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新中国重塑税收征管制度奠定了基础（李平，2021c）。1949年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开启新篇章，《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等相继颁布，逐步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六级税务机构和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税务机构迅速恢复，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健全税收管理体制，实行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分设的征管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编写组）。学者们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征管经历从“合作”“合并”到“合成”的三次变革。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全面深化国税、地税合作。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完成了全国省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建立起以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初步构建起优化统一高效的税费征管体系。国税地税从合作走向合并是“水到渠成”，既有利于降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能，又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建设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推动以“合成”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税收征管变革。胡怡建认为2015年国税地税机构“合作”为“合并”打下基础，2018年的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为第三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成”创造了条件，改革始终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谭珩认为，《意见》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实现征管模式变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产生深远的世界影响。
征管模式是征管理论与征管实践的中介环节，是兼容二者的具体化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编写组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税分管、固定管户（片、区）”“一员进户、各税统管”（即税务专管员制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多员进厂，征、管、查分离”“申报、代理、稽查”，到1997年年底“基本实现了从税管员上门收税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重大转变，实现了征收、管理、检查各项权力的分权制约”（《税收学》编写组）。2004年起逐渐确立“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服务税收现代化建设目标，税收征管逐步实现事前审核向事中事后监管、固定管户向分类分级管户、无差别管理向风险管理、经验管理向大数据管理的“四个转变”（刘峰）。尤其是《意见》的颁布及加快施行，标志着以“合成”为特征的第三次税收征管重大变革正式启动，将全面助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李旭红）。展望未来，王军（2021b）认为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后，税务部门的职责进一步拓展，由“征税为主”向“税费皆重”转变，核心是更加突出发挥现代科技和数据赋能的倍增效应，推进执法、服务、监管的系统性融通，党务、政务、业务工作的多维度联通，制度规范、业务流程、信息技术、岗责体系的一体化贯通，实现以“合”促“成”的化学反应和管理效果，最终建成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推动税收更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趋势反映的是未来方向与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税收征管体制逐渐走向稳定规范，税收征管趋势愈加明朗清晰。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及此后以其为依据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施行（1992年），标志着税收征管工作逐渐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编写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陆续启动并实施金税一期、金税二期、金税三期工程建设，税收征管系统逐步集成。2019年金税三期（并库版）的全国上线，成为税收信息化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为税收现化代插上“金色翅膀”。2012年以来我国税务部门积极构建与对外开放新格局相适应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对内升级完善国际税收制度和征管体制，对外深度参与全球税收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在全球税收治理的舞台上提供“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学者们的研究充分印证近年我国税收征管趋势的一系列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税收征管法治化趋势逐渐增强。王明世回顾和总结了2008—2020年度研究《税收征管法》修订的相关文献，认为《税收征管法》修订研究呈现立法整体构造和价值取向探讨有长足进展、纳税人权利保护与体系建构轮廓逐步浮现、数字经济税收征管和税收协同共治研究趋热、税额确认尤其是纳税评估的定位走向趋明等特征。熊伟 等认为，伴随《民法典》2021年起正式施行，落实好税法与《民法典》的协调衔接，有利于推动《民法典》实施与税收法治建设的深度融合，构建和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和现代征管制度。二是税收征管数字化趋势逐渐增强。2015年以来，国家全方位推动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税务信息化建设进一步跃升到数据管税、以数治税的“智慧税务”新阶段（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课题组）。谢波峰认为，智慧税务是税收征管数字化的集中体现，智慧税务的内涵是讨论智慧税务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智慧税务主要体现在集技术之大成、建高应用效能之业务系统、实现技术与业务融会贯通等方面。刘怡认为，未来智慧税务的新选择，是依托互联网税收征管平台与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现代分析技术开展税收征管。王军在第十四届税收征管论坛大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要以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全方位描绘了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的美好蓝图。三是税收征管国际化趋势逐渐增强。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我国逐渐建立健全涉外税收体系，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重要节点，我国涉外税收体系开始全方位向国际化转型，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税收征管合作国际化（罗秦 等）。一方面，注重税收征管与国际税收新规则的接轨，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提升税收征管现代化；另一方面，征管合作不仅服务于高质量“引进来”，而且致力于推动高水平“走出去”。
学者们围绕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征管的研究，着眼于梳理总结税收征管发展阶段、模式变迁、趋势演变等。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主要是因为税收征管研究明显不同于治税思想、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等领域研究，对税收实践应用的要求较高。伴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六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税收现代化加速推进，现代税收征管制度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效能逐渐显现，更多学者要转向税收基础研究领域，为税收现代化建设提出更多有特色且富有统摄性的理论支撑。虽然有学者对我国税收征管理论体系的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探索（樊勇 等），但现有成果远未能满足税收征管实践对税收理论创新的呼唤与期盼。
王军强调：“党员干部学习党史，首先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大逻辑、大脉络，然后由粗及细、由浅入深。”因此，面向党的百年税收发展史展开研究，须放宽历史视野，增强历史自觉，把握好“时”与“势”，科学梳理与总结党的百年税收工作成就及其基本经验。
学者们选择不同的时间节点作为叙事起点，总结党的百年税收工作成就，提炼党的百年税收工作特点，呈现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研究风貌。国家税务总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总结党领导税收工作的主要成就，包括税收收入职能充分彰显、现代税收制度初步建立、税收征收管理日趋完善、税收现代化理论形成并不断成熟、国际税收治理实现跨越发展、税务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等六个方面。李平（2021a）从税收职能、税收制度、征管制度、治税思想、国际税收、队伍建设等六个方面，归纳党的百年税收工作的主要成就。廖安勇 等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成效，即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税收制度，财政收入逐渐规范化，税收分配作用逐渐显现，契合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赵书博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成就，归纳为激励企业创新、促进节能环保、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对外开放等四个方面。刘峰认为党领导下的税收事业植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沃土，涵盖基础调节和相机调节协同的税收制度与政策现代化、中央领导和地方创新协同的税收管理体制与机制现代化、精确执法和精细服务协同的税收征管与服务现代化、维护安全和担当责任协同的国际税收现代化等四个方面。
2021年6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税收发展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税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加以系统谋划和部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税收学》等著作相继出版，为全面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税收工作成就与经验提供了重要参照。梳理学者们总结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工作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党对税收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税收工作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税收事业长期稳定繁荣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编写组）。这是党的百年税收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最重要经验。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符合国情的中国税收之治。“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中国化的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需要出发，不断革故鼎新。”王军（2021a）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基本原理，并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实际作出新的深刻阐述，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税收思想的继承、深化、拓展和升华。曾耀辉研究发现，马列税收思想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税收政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税收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深化新时代税收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第三，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税收实践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杨灿明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性的回应是我国财税改革最鲜明的特色，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财税改革的本质特征。齐海鹏 等分析比较中国共产党“贫富区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策，认为其在本质上不同于国民党“巧取豪夺”“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税收政策，是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体现。
第四，税收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才能跟上改革开放步伐，才能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曾光辉将不同时期党领导税收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国与立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兴国与治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富国与税改”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国与兴税”。
此外，学者们总结的党的百年税收工作经验还有：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增强税收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税务铁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编写组）；一元领导的统筹之向，良法之下的规范善治（马海涛 等）；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推进税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小改革阻力，避免出现决策风险（赵书博）；坚持科技手段为支撑，加快智慧税务建设，提高税收治理效率效能（王伟域、刘峰）；坚持开放合作的国际税收观（李万甫、张斌）；等等。
学者们对党的百年税收工作成就与经验研究，可以集中归纳为在税收工作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昭示着党领导下的税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马克思主义属性和人民属性。伴随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越发显现，立足治理现代化视角，全面概述税收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成就，全方位总结税收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效能，亟须在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背景下不断充实、拓展和丰富。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体现了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自信和担当。一百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党领导下的税收发展史宛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呈现了党在不同时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过去一年，广大税收科研工作者以史为鉴、坚定历史自信，深挖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发展史“富矿”，从治税思想、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税收征管、税收工作成就与经验等方面，全方位梳理总结建党百年税收研究的丰硕成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献礼建党百年的学术自觉，是胸怀“国之大者”、为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推进税收现代化事业的鼓与呼。但是，研究尚存一些不足，如对新时代治税思想的内涵凝练不够，缺乏与百年税收发展史相关的标识性概念；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税收基础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我国税收实践的创新，对新时代税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有待加强；税收征管理论体系研究成果远未能满足征管实践对理论的呼唤与期盼等。
展望未来的研究拓展与深化方向，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一方面，要坚持强化问题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耕税收基础理论研究，做好经验总结与学理阐释，重点加强党领导下中国税收标识性概念的萃取与提炼，形成更多与党领导下百年税收发展史相关的标识性概念。“一种概念就像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不会只照亮房间的一角。”标识性概念的形成必然会将其光辉投射到党百年征程的每个侧面每个角落。另一方面，要重视跨学科整合与新方法运用，充分借鉴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交叉学科知识以及量化历史研究、政策文本分析、计量经济学等现代分析方法，推动党领导下税收诸领域研究齐头并进，提炼构建满足国家治理需要、契合税收职能定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理论体系，以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最关键且重要的是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政策研究，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鹄的，以民主法治为底色，以税收现代化为目标，持续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李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税务硕士研究生学术导师、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魏升民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