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介绍：
张海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陆方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献来源：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年第85卷
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政府自2004年开始支付其未清的出口退税时，企业如何调整支出。研究的分析策略依赖于国家还款的时间变化与企业预样本出口份额的横截面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还款增加了现金流，促使企业增加了其研发支出和高管福利支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较少，但在高管津贴方面的支出更多。此次研究是理解税收相关行动时机效应的一步。
关键词：出口退税；现金流；研究与试验发展；高管津贴
介绍
政府财政状况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是公共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大量文献研究了税收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支出，即确定对企业征收的税款金额，对企业支出如投资（Dharmapala，Fritz Foley和Forbes，2011；Faulkender和Petersen，2012）和股利（Chetty和Saez，2005；Yagan，2015）等的影响。除了税收的幅度外，政府还可能改变征税或退税的时间。例如，政府在财政或行政危机时可能加快征税或延迟退税；同样，当企业面临财务问题时，政府可能允许它们延迟缴纳税款。最近，全球范围内税收时间的调整有所增加。例如，美国延长了联邦所得税的到期日，中国在2020年推迟了小企业的税收，英国在2021年推迟了退税。然而，征税或退税的时间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关注。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政府于2004年开始的支付未缴出口退税政策。在2004年之前，由于退税率较高和出口量巨大，出口退税申请急剧增加。由于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预算来满足所有申请，导致了大量的付款积压。2004年，政府决定清理所有这些此类欠款，因此，出口企业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收到其未结清的退税。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打算研究企业如何改变其支出以应对退税意外还款的情况。由于缺乏实际纳税金额，我们使用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来刻画流动性增加，并作为政策变化和企业支出之间的桥梁。在各种类型的企业支出中，我们特别关注两种支出类型：研发支出和高管津贴；前者服务于企业支出的生产目的，而后者抓住了消费目的。探索这两者有助于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描述企业的反应。
为了使用现金流作为中间变量，我们采用了工具变量（IV）方法，首先将政策变化与现金流联系起来，然后将现金流与企业支出联系起来。为了刻画每家企业的外生性和异质性政策冲击，我们利用了前样本期（1998-2000年）国家出口退税返还额与企业出口份额之间的交互作用。这包括两个变异源：一个是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出口退税返还额的可信外生性变异，另一个是企业前样本期平均出口份额的跨部门变异，该份额由企业的出口值除以全国出口值计算所得。本文利用前样本期平均出口份额以减轻与同时出口相关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了工业企业年度调查（ASIF）的企业层面数据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数据。如上所述，本文使用了1998年至2000年的数据来构建平均预样本出口份额，并对于2001年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主要分析。在控制了企业层面固定效应、行业水平年度虚拟变量以及一系列企业特征的情况下，研究证据表明政府出口退税额每增加一单位，现金流会显著增加约一单位。
企业可以将现金流分配于各种用途，如预防性储蓄、减少债务、增加投资和支付股息。本文特别关注研发支出和高管津贴以进行比较。研发支出表达了生产目的，被广泛认为对企业和经济增长都很重要（Griliches，1979；Mansfield，1972；Romer，1990）。相比之下，高管津贴刻画了消费目的，这可能是一种浪费形式，可能会损害运营效率（Luo，Zhang，& Zhu，2011；Yermack，2006）。两者之间的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企业支出决策；此外，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SOE）之间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
本文针对研究期间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发现随着还款所致现金流的增加1亿元人民币，随后一年研发费用显著增加0.038亿元人民币。还款所致现金流的增加还导致更多的发明专利申请，表明至少部分研发费用用于创新活动。与此同时，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的还款所致现金流，高管福利支出也增加了0.186亿元人民币。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现金流方面稍微更多地受益于出口退税，但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尽管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增加了对研发和高管津贴的支出，但人民币还款所致的现金流每增加1亿元，国有企业在研发上的支出减少0.033亿元人民币，但在高管福利上的支出将增加0.099亿元人民币，这两个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鉴于国有企业在研发支出增加较小，他们在成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上也有较小的增加。由于高管福利也可以用于维护公共关系，补充证据显示，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和补贴与私营企业没有发生不同的变化，不支持公共关系的差异化支出。总的来说，针对还款所致现金流增加，国有企业在消费方面的支出比私营企业更多，但在生产方面的支出却较少。一系列的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均支持研究的主要观点。
研究对三个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首先，本文通过探讨税收政策的时机如何影响企业行为，为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研究做出了贡献。以往的研究通常考察税收激励政策，如减税、免税和退税（Bethmann、Jacob和Müller，2018；Chetty&Saez，2005，2006；Dharmapala等，2011；Dobridge，2021）。由于这些政策同时引起净收入和流动资产的冲击，因此难以分离它们的影响。相比之下，Zwick和Mahon（2017）探讨了税收政策中纯粹的时机问题，发现加快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投资的时间表会提高企业投资。本文的研究是首次识别对税收时机的反应的研究之一。
其次，这项研究通过提供流动性的因果证据，为现金流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有大量文献探讨各种用途的现金流敏感性（Almeida、Campello和Weisbach，2004；Chang、Dasgupta、Wong和Yao，2014；Chen & Chen，2012；Dasgupta、Noe和Wang，2011），其中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引起了相当多的学术关注（Borisova & Brown，2013；Brown、Fazzari和Petersen，2009；Himmelberg & Petersen，1994；Martinsson，2010；Weng & Soderbom，2018）。然而，只有少数研究通过使用现金流的外生变化来解决内生性问题。Blanchard、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4）利用接受成功或解决的诉讼的11家公司样本提供了早期证据，这些公司用成功或已完成的诉讼获得了意外之财。Von Beschwitz （2018）采用了一项德国的税收改革，允许公司免税出售股权，也导致现金流的意外之财。Gelman、Kariv、Shapiro、Silverman和Tadelis（2020）表明，2013年美国政府停摆期间的工资削减导致家庭支出急剧下降，尽管停摆结束后工资很快恢复。Barrot和Nanda（2020）的研究关注2011年快速支付改革加快了对美国政府小型企业承包商的付款。本文通过利用出口退税延迟造成的现金流的外生和异质性冲击来补充这些研究。
第三，这项研究为企业金融中代理问题提供了新证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代理问题的常见原因，经常以高管津贴为例（Grossman & Hart, 1980; Jensen & Meckling, 1976; Yermack, 2006）。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的缺席导致内部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使管理者有强烈的动机最大化私人利益而不是企业利益。因此，管理者倾向于挪用一些企业的剩余资金用于额外待遇。此外，福利表明企业存在自由现金流问题，即企业缺乏高质量的投资机会（Jensen, 1986）。陈，李和梁（2010）发现，高自由现金流的企业存在额外津贴。这项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正现金流的情况下对研发支出较少，但对额外津贴的支出较多，这为代理问题提供了因果证据。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在第2部分中，研究介绍了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和2004年的还款政策。第3部分描述了数据和主要变量。第4部分提供了识别策略，第5部分呈现了主要的估计结果。第6部分进行总结。
背景
出口退税是指退还给出口企业在生产和分销过程中支付的间接税款，是促进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出口至关重要的政策工具。当中国于1985年首次实施出口退税时，其基于销售税支付，因为当时尚未统一实行增值税。由于出口退税率较低，加上出口量不大，最初的出口退税总额较低，约为18亿元人民币，占1985年税收总额的0.88%（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7年）。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出口退税开始占用更多财政资源，往往给中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1994年至2006年期间，出口退税政策由于出口情况和财政约束而进行了几次重要变化。本文在下面的讨论中简要介绍每一次政策变化。
1994年，中国的税制经历了一次重大改革；增值税取代了旧的工商业标准税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并成为计算出口退税的新依据。中央政府全权负责退税支出，每年都会拨出一定金额的预算用于出口退税。最初，出口退税率设定为增值税率，大多数商品的基本税率为17%。高退税率导致了1994年和1995年出口的繁荣。因此，1994年和1995年的出口退税总额分别比1993年高出50%和83%（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7年）。因此，中央政府用于出口退税的预算无法满足所有的退税需求，导致了1994年和1995年的大量拖欠款项。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995年和1996年两次降低了出口退税率。
从1998年初到1999年底，中国政府为了刺激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出口，九次提高了各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随后出口的快速增长再次导致了大量退税拖欠。到2003年底，中央政府累计拖欠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退税款（陈，麦，惠川，2006年）。对于当时江苏省领先的外贸企业国泰集团来说，2003年未退还的出口退税额超过了11亿元人民币，该数额为该省最高（杜，2003年）。
尚未退还的退税款被官方批准并认定为企业资产。它们可以用作抵押品来借入短期银行贷款。然而，退税款的延迟退还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流动性问题，因为银行贷款只能短期借出，且通常只是退税值的一小部分。此外，银行贷款还需支付利息成本。2004年，政府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结清过去所有的拖欠税款，并承诺避免产生新的拖欠。然而，尽管中央政府仍然全权负责之前累积的出口退税拖欠，但是新产生的退税款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75%对25%的比例分配；这一变化的影响在第5.5节中讨论。
图1通过年份比较了出口退税总额与政府每年支付的退税额。虚线显示了收到的退税额与总退税额（即退款和欠款）之间的差值。在1994-1995年和1998-2003年这两个时期，收到的退税额小于总退税额，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出口退税预算无法满足所有的退税要求。相比之下，在1996年和2004-2006年，收到的退税额超过了总退税额，表明中央政府正在清理过去的欠款。本文的研究区间，2001-2006年，体现出政策变化前后总退税额与收到的退税额之间差距的反向趋势。这一差距的曲线在政策变化前后大致保持平稳，不过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有一个大幅跳跃。差距的模式与退税的模式不同，这有助于区分不同因素的影响并促进识别策略。
结论
人们普遍认为，财政体制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然而，在文献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即征税或退税的时机，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研究了出口税款还款的时间如何影响企业支出，填补了这一空白。虽然一家公司可能会将现金流分配到各种用途上，但本文专注于两种类型的支出：用于代表生产目的的研发费用支出和用于代表消费目的的高管津贴支出。
基于从ASIF获得的中国公司2001年至2006年的企业级面板数据，本文发现政府的出口税款还款显著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随后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提高了研发支出和高管福利。具体而言，当还款引起的现金流增加1亿元人民币时，公司在研发上的投资增加了0.038亿元人民币，而在高管津贴上的支出增加了0.186亿元人民币。这种模式因企业类型而异：国有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比私营企业少了0.033亿元人民币，但在额外补贴方面多了0.099亿元人民币。这些结果经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例如在市级和省级包括额外的控制变量，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替换还款，该指标在2004年后为1，在行业一级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删除可能测量不一致的数据，排除所有非出口企业，限制样本范围在所有权不变的公司，并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
对随后的专利申请、税率和补贴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解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不同反应的成因。在私营企业中，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更为显著，这表明研发支出确实用于研发活动。对于高管福利，研究可以基本排除此类支出旨在改善公共关系的解释，因为随后的税率和补贴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并没有不同变化。总体而言，当现金流由于退税欠款的结算而改善时，私营企业会更多地通过投资直接造益于企业的活动来做出反应，而国有企业则更多地花费资金满足高管的私人利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普遍认可的差异（例如，信贷约束和政府支持）无法产生这样的效应。然而，所有权可以调和两种效应：因为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拥有更好的控制力，所以这类企业做出了更有利于企业的行为反应。因此，研究可以将所有权类型的差异归因于企业金融中代理问题的证据。
征税或退税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政策工具。大型经济体的政府可能有能力推迟对企业的征税，而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难以及时发放退税款项。因此，研究是对了解税务相关行动时间安排的影响的一步。尽管如此，还需要对这个主题进行更多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