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课程，陈老师将2015-2022年间美国NBER和德国IZA近700多篇工作论文归纳为四个核心热点领域进行讲解，分别是COVID-19前沿研究、地理健康效应、老年人认知行为、退休后的福利。
第一部分是关于COVID-19的前沿研究。该领域热门话题是超额死亡率的测算。研究发现：美国在新冠元年有83%死亡人口直接由COVID-19导致；其次，各个族群间超额死亡率有显著差异，拉美裔和黑人的潜在寿命损失是白人的3-4倍。除此之外，患认知症的人群在疫情期间超额死亡率增加更多，因此疫情期间要更多关注有特殊疾病的人。另外，Case和Deaton(2021年)关注受教育程度对超额死亡率的影响，认为新冠没有改变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间的死亡率差距。自COVID-19大流行以来，能缓解疼痛的毒品和阿片类药物爆炸式增长，Alpert等人(2022)发现奥施康定的引入和销售解释了大量过量用药死亡。此外，疫情期间人手不足，护工在多个养老院兼职，有研究发现兼职护工更多的养老院新冠感染率更高。
第二部分讲解了地理健康效应评估的众多研究。地点效应主要探究不同地点对成人或下一代发展的影响，虽然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识别地理效应并不容易，其中掺杂很多自选择因素，如房价等，因此地点效应文献以相关性研究居多。例如，中风死亡率更高的州，得认知症风险更高；美国中年人死亡率的地域不平等大幅增加，州一级的死亡率越来越与州一级的收入呈明显负相关；城市内部成人和孩子的福利与贫困率挂钩等。
图1 州级死亡率与州收入的负相关性逐渐明显
为了进一步探究因果关系，陈老师介绍了邻里效应的概念模型。居住在不同地点会带来三种效应：人群互动效应（受到周围人行为的影响）、社区特征影响、相关影响（相同机制、安排和环境等）。这三种效应难以区分，因此目前的文献大体都是研究地方的总体效应。而效应产生的源头包括暴露效应和关键年龄效应，这两种源头可以稍作区分。
图2 邻里效应的概念模型
接下来，老师详细讲解了目前经济学研究当中常用的解决选择偏差的(准)实验：1.芝加哥Gautreaux计划；发住房代金券，观察几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就业、下一代受教育情况是否改善。2.随机的田野试验MTO；分两组处理组、一组对照组。一组拿了代金券搬去贫困率低的地区、一组拿了代金券不要求搬到哪、一组没拿代金券。结果发现：新住处的贫困率一般低于原住处的贫困率，符合直觉。对成人来说，没有发现搬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究其原因是搬迁范围小，只换了社区，导致贫困率改善但劳动力市场没变。对青少年来说，MTO有五个方面的正效应：学校质量更好、同龄人素质更高、污染小、暴利接触少、犯罪率低。然而，MTO也可能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收到代金券时孩子越小越好，若超过13岁，孩子自己的社交网络已经形成，搬迁使得社会网络中断，负面影响会超过正面影响（chetty）。3. 其他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拆迁搬迁改善了居住状况，但对就业、收入或参与社会援助项目没有影响。而对于国家内部地区迁移，情况各有不同：非裔美国人往北方大量迁移后，收入有大幅增长；卡特里娜飓风导致被迫搬迁后，劳动力市场结果在长期得到改善、老年人死亡率也有所降低。
此外，“地点”似乎对老年人的搬家也很重要。Finkelstein等（2021）发现对于65岁的人来说，如果从平均预期寿命最低10%的居住地搬到预期寿命前10%的地区，会使得预期寿命增加1.1年。这与预期寿命高的地方有更高质量和数量的医疗保健、较少的极端气候、较低的犯罪率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之后，陈老师以NBER working paper30424 “Place effects and geographic inequality in health at birth”为例讲解了如何识别地点效应，从而接近因果关系研究。该文利用加州过去三十年所有出生记录，对比同一个母亲搬迁前后生的孩子的出生体重情况。为了尽量接近因果，捕捉到地理总体效应，需要剔除掉母亲的个体效应。具体识别模型如下：
图3 识别模型
ycmjkt表示t年住在邮政编码为j的地区的母亲m所生的第k个孩子c的出生体重。模型控制了母亲的效应、地点效应（每个邮政编码有一个固定效应）、出生顺序、年份、相对出生顺序（搬迁后第一个孩子为0，搬迁前-1,-2…，搬迁后0,1,2…）、孩子性别等变量。核心是求得地点固定效应γj。为了尽量接近因果，捕捉到地理总体效应，需要剔除掉母亲的个体效应。此时有，搬到j的所有母亲生产的孩子的期望体重=搬到j的母亲的特征+地点效应，因此可以做差分识别γj。
图4 识别模型分解
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诸多母亲因素以后，地点健康效应显示出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说明搬到平均出生体重较高的地区会改善自己孩子的早期健康状况。然而，0.11的斜率也反映出地点对婴儿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图5 搬迁结果分析
第三部分介绍了老年人认知行为研究。首先，早年的教育、中年疾病和行为、环境等都是老年人患认知症的风险因素。对于教育因素，1947年，英国将最低毕业年龄从14岁改为15岁，Banks和Mazzona（2012）运用断点回归探究了该政策的效用，发现延长教育年限对人的老年认知能力有正向影响。
对于中年疾病因素。目前，糖尿病、认知症等慢性病成为了前十大死因，糖尿病相对其他慢病负担最重，而糖尿病对认知症也有很大影响。因此，目前认知症花费被严重低估，除了医保和自掏腰包的费用外，照料病人的花费及照料者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也占据了一半比例。
再者，目前健康资金严重错配，更多的资金应该放在医疗体系之外，使得社会环境更优、行为更健康，但大部分资金仍投入在医疗保健当中。
图6 健康资金错配
此外，认知症应尽早干预，才能使得个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最优。图10显示15%的老人花费了75%的花费。若在疾病平缓期发现并尽早干预，可以节省大笔花费。
图7 医疗成本集中
接下来，老师分析了认知衰退如何影响个体的金融决策和健康决策。研究发现，认知症发病前6年，患者就已经改变金融资产的轨迹，变得更容易被诈骗、经常忘记还信用卡，使得财产损失增大。再者，发病前几年，体检的次数、看牙的次数会下降。这些都是认知能力下降的信号，因此若多部门能进行合作，就可以提前发现认识损伤，并尽早干预，减少后期冲击，从而获得巨大的个人和社会效益。
第四部分是退休后福利。该领域主要研究女性蓝领（占女性93%）50岁、男性60岁退休前后的个体福利变化，较少研究55岁白领女性的退休。研究发现，50岁退休的女性患急性精神疾病而入院的比例上升很快，而55岁退休的女性就没有这个现象。主要由于50岁退休时间更早，退休后消费居多、收入骤降会造成对未来经济条件的担忧。此外，中国退休年龄也相对偏早，造成国内养老金紧张，老龄化严重，因此延迟退休可能是较优的解决方案。目前，美国也在通过养老金政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限制了只有满70岁时退休才能拿到全部比例的养老金。陈老师还指出，目前退休领域的研究空白是，探究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在什么样的年龄退休最合适。
最后，陈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疑问，同学们都表示受益良多。至此，授课圆满结束。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谭诗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