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6-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24&25级金融学专业、24&25级产业经济与管理（北京）高级课程班为期两天的《中国财政政策与财税改革》课程在北京如期开授。张斌教授的讲授纵横捭阖，从宏观经济大势讲到微观人性洞察，从工业革命的本质讲到现代货币理论的边界，像是一次“系统升级”，引导学员们从更高的维度——国家治理、历史演进与全球格局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些深刻影响我们商业决策的宏观变量。

课程开篇，张教授便以“势、术、道”三个字为学员们构建了一个认知框架。他反复强调，个人与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电梯”（时代大势）带来的，而非仅仅是个人“爬楼梯”的努力。这让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我们企业所依赖的增长，究竟是源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更多地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或制度红利？

张教授通过对“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三个特征的对比分析，清晰地揭示了现代经济运行的内在张力：劳动收入有上限且难以继承，资本收入无上限且可代际传承。这一基本矛盾，在全球化背景下被急剧放大，导致了“马太效应”的加剧——财富加速向资本所有者集中。我们看到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落，也看到本国资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其背后都是这一逻辑的现实演绎。作为企业管理者，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命题，更是企业未来市场空间、消费结构和政策环境变化的根本决定因素。

在“术”的层面，张教授重拾了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专业化分工”与“规模经济”理论。他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零边际成本”特征。这一洞见，对学员们理解产业竞争格局极具启发。

为什么华为能在通信设备领域击败朗讯、阿尔卡特？为什么我们的新能源产业能迅速崛起？这背后，既有庞大国内市场带来的规模效应，也有通过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快速分摊巨额研发成本的国家战略。从商业角度看，这提示我们：在任何一个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中，“烧钱”抢占市场份额、追求规模领先，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竞争策略，而非盲目的资本游戏。 同时，它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国家推动“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深意——在决定未来国运的“第二类国家”赛道上，规模与技术的结合点，正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课程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公平与效率的百年博弈。张教授带领学员们回顾了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到西方的福利国家改良，再到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所开启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条历史脉络清晰地表明，每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都是对当时“资本-劳动”失衡状态的一次修正。

当前，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不均，导致了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无论是特朗普的关税大棒，还是欧洲的碳边境调节机制，都是对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模式的反思与颠覆。在这个“逆全球化”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交织的时代，我们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张教授对全球最低公司税、全球财富税等国际财税协调新动向的介绍，让我们意识到，未来企业不仅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还要学会在全球新规则的“夹缝”中寻找合规且最优的税务安排。 海南自贸港的税收政策，便是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为我们提供的战略性机遇。

最令学员们动容的，是张教授对中国工业化历程的深情解读。他将新中国前三十年“高积累、低消费”的重工业化战略，形象地比喻为“乙村学种小麦”的痛苦蜕变。在那个阶段，为了获得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地位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民生代价和长期的战略忍耐。没有那三十年的“播种”，就没有改革开放后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肥沃土壤，更没有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底气。

这段历史对企业经营的启示在于：真正的战略优势，往往需要跨越周期的投入和坚守。 在面临短期利润与长期能力的选择时，我们能否像当年的决策者一样，看清“造船不如买船”的效率逻辑背后，隐藏的“受制于人”的巨大风险？能否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去培育那些短期不见效益，但决定企业未来生存能力的核心技术？

两天的课程，张斌老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将看似枯燥的财政税收政策，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人性洞察之下，为学员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全新窗口。

我们习惯于在确定的规则下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张教授的课程则提醒我们，规则本身正在被重塑。理解规则背后的“势”，修炼应对变化的“术”，洞察利益博弈的“道”，或许正是我们在不确定的时代，带领企业穿越周期、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