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29-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24级领导力与管理创新&产业经济与管理(京沪)高级课程班为期两天的《医疗健康与公共经济》课程在北京如期开授。两天的课程,在王震教授的引领下,学员们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度解构。

课程开篇,王教授没有直接进入医改话题,而是带学员们回到经济学的原点:政府干预市场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从新古典的完美市场到现实的种种失灵,王教授清晰地梳理出公共干预的四个理论依据:垄断、公共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阿克洛夫“柠檬市场”揭示的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带来的行为扭曲——成为理解整个医疗行业特殊性的钥匙。
“为什么医生天然具有垄断性?”王教授的问题一语中的。“因为知识的垄断。你去看病,处方上那个大大的‘R’——Order,是命令,不是商量。”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可以诱导需求,患者作为需求方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这正是政府介入、建立规则的根本理由。


在理论铺垫之后,王教授引领学员们穿越两百年的思想史,看公共政策如何从“惩戒穷人”走向“社会共济”。
1601年的英国济贫法,穷人被当作“道德堕落者”接受劣等处置;1883年俾斯麦的疾病保险法,开启了社会保险的强制参保传统;1944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构想;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私有化、市场化改革风起云涌;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引发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深刻反思。
“历史跟理论不一样,”王教授提醒我们,“理论很单一,是一条逻辑线;历史很复杂,有起有落,有各种变化。没有哪个理论永远是对的,关键看适用的条件。”
这段历史脉络的梳理,让学员们理解了:中国医改不是凭空设计的,而是全球公共政策演变大潮中的一个篇章。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分割,到90年代的职工医保改革,再到2003年新农合的建立,直至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每一步都刻着时代的烙印。


当话题落到中国当下的医疗保障体系时,王教授用一组组数据勾勒出清晰的制度框架。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以医疗救助为托底,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以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源于济贫法传统,只对穷人;基本医疗保险源于德国社会保险传统,强制参保、量能缴费、同病同待遇;商业保险则面临难以克服的逆向选择——“死亡螺旋”。
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的分野:3.7亿职工医保参保人,贡献了总收入的68%;9.6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只贡献了30%的收入。职工医保有大量结余,居民医保却捉襟见肘。更严峻的是地区失衡——北上广深的结余占全国一半,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抚养比已逼近1:1。
异地就医与统筹层次:当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以县为统筹单位的制度设计必然遭遇挑战。“如果全国是一个统筹区,就没有异地就医这回事。”王教授一语道破本质。从地市级统筹到省级统筹,再到未来的全国统筹,这条路正在艰难推进中。


课程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当前医改热点问题的深度剖析。
集中带量采购:从“只招不采”的价格虚高,到“带量采购、以量换价”的实质性降价,集采重塑了药品流通的生态。33%的销售费用率——医药行业营销成本是制造业平均的十倍,这一数据触目惊心。集采的逻辑很简单:砍掉灰色空间,让企业专注质量和成本。
国家谈判药品:针对独家创新药的“灵魂砍价”,从70万到3万,确实让患者受益。但“谈进来却买不到”的落地难题,折射出医院目录管理、医保总额控制、医生处方习惯之间的复杂博弈。双通道政策的出台,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这是王教授花最多篇幅讲解的部分,也是最技术性、却对行业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从按项目付费到按病种打包付费,激励机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医生不再有动力多做项目,反而有动力控制成本。但激励转向的另一面,是推诿重症、高套编码、创新药使用受限等新的问题。
“第三方付费一定会带来预算约束的放松,”王教授用自助餐的比喻帮我们理解,“按项目付费就像点菜,饭店希望你多点;打包付费就像自助餐,老板希望你少吃。激励方向完全相反。”


课程尾声,王教授带学员们做了一次医学史的穿越。从巫医一体的“得罪神仙”,到传统医学的“体液平衡”,再到现代科学的“微生物入侵”——人类真正能够治病,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天花,是现代医学的最高光时刻。但此后,疾病谱从外源性的传染病转向内源性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现代医学对这些“富贵病”几乎无能为力。只能控制,无法治愈。
特鲁多医生的名言被重新发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回归,折射出整个医学模式的反思——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长期护理保险的推出,正是这一转变的制度体现。“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当失能老人可以带病生存多年,谁来照料就成了社会性风险。成本膨胀、无人愿干、服务质量参差——这些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

两天的课程,信息量巨大,但留给学员们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
从理论看,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从历史看,中国医改是百年公共政策演变的一个缩影;
从现实看,医保、医疗、医药的博弈正在深水区展开;
从未来看,从治疗转向健康,是必然的方向。
企业管理者或许不是医保政策的直接制定者,但学员们所处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管理、养老产业——读懂医改的逻辑,才能读懂这些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公共政策背后,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守护。无论我们身处哪个行业,理解这份守护的逻辑,或许能让我们在商业决策中,多一份清醒,也多一份敬畏。